而在想象的世界里，没有配角就没有主角。

但造成愧的行为与能力不足有关，而耻则缘于行为的不道德。据社会学家的研究，日本人对愧与辱两类处境的反应，也多以自杀的形式。

15 仁心就是同情心，是对同类的爱心。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所谓不报复或不寻仇，有两个层面的不同。其实如果用心体察，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涵至少同其它德目同样丰富复杂。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这种循环定义问题并非因编纂者知识或词汇的贫乏，而是该词所指称的现象，属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经验之一。"14 对贼而言，裤子不仅是用来保暖的，更重要是用来遮羞的。此方法要求：一面用敬，一面穷理。

进而懂得我是人，必须具有人之所以为人者。对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冯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的。这是因为，尽管人有自私的本性，但人特有的理性使之认识到，如果大家不按照某种社会契约行事，必然使彼此发生冲突，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殊相是具体的，因此是有情有状的。

动物性虽然不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唯一特征，但却是人的内涵即人之所以为人者所不可缺少的成分。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

道家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人的动物性与人的理性和社会性对立起来。他帮助别人，还可以是由于希望得到夸奖或尊敬。留人欲的方法是，在遵守合理的社会契约的条件下心安理得地谋取个人利益。程朱虽有一些具体方法，但没有先立乎其大者，而只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这是舍本求末，无济于事的，固失之支离。

由于动物性在逻辑上先于理性和社会性，因此它在人之性中是比理性和社会性更为基本的成分。然而，冯先生虽然也已注意到用经验方法来确定人之理的具体内容的必要性，并称之为研究核对的功夫，但是他对把这些过程作为修养方法却不以为然。当我们称呼某物如桌子，就蕴涵了桌子的规定性即桌子之所以为桌子者，否则，我们只能说这个或那个，而不能说桌子。三、对传统修养方法的批判和继承 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合可以说是冯友兰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独创。

属于后者的人是自觉遵守此原则的，甚至会为维护此原则（如拒绝行贿受贿或与这种行为作斗争等）而不惜遭受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一个东西是桌子，是因为它符合桌子之共相，另一个东西不是桌子，是因为它不符合桌子之共相。

这一纠正在七年后《新知言》（1946年）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的说明。在我看来，诗化哲学和分析哲学虽然风格迥异，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应该说，二者是各有长短、相互补充的。

二、境界说的形上学和方法论基础 冯友兰的境界说是以其特有的形上学体系及其方法论为基础的，此形上学体系于其《新理学》（1939年）一书中给出。宋儒程朱一派虽然对格物致知给出一种稍有形下意味的解释，但他们所说的格物仍是十分抽象的，而不是当今社会科学所采用的经验方法。如果属于后者，那就是道德境界。然而，就此原则本身来说是兼顾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借助于正方法和负方法，我们既知有大全，又知大全不可思。在冯先生看来，作为提高境界的方法，陆王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从总体上讲是对的，但只靠顿悟而没有具体方法，这是失之空疏的。

《新理学》把道家的反知方法看作一个缺点，并自认为只用致知方法便可达到大全的观念。了解和自觉，《新原人》简称为觉解。

在提高人生境界之方法的问题上，当他否认研究核对的功夫时他是站到理在事先一边，而当他主张包括人之理在内的一切具体之理都需借助科学方法的时候他又站到理在事中一边。正方法是以清晰的语言阐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当这种方法贯彻到底，它便自然而然地导致负方法。

而在于，是被迫遵守甚至违犯合理的社会契约，还是自觉遵守和维护合理的社会契约。这种烘云托月的方法使人不禁想起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的名言：凡可说的都必须说清楚，凡说不清楚的必须保持沉默。

仅当一个人办厂赚钱仅仅是为个人的，他的境界才是功利境界。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冯先生的境界说在一定程度上失之教条，而且破坏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协调性。共相是抽象的，因此是无影无形的。冯先生的形上学体系是以空灵著称的。

一句话，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区别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指导行为的自觉的动机即：为私还是为公，利己还是利他。他有此等觉解而即本之尽力以作其在社会中应作底事。

在天地境界中，人不仅了解社会的存在，而且了解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的存在。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

在上述人的内涵中，理性和社会性是种差，动物是属。或者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有理性和有社会性的动物。

正如程颐所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笔者赞同前一节最后一段引用的冯先生的那种说法，即理的内容是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确定的。据此，当说人应尽人之理时，首先应尽的是动物性，其次才是理性和社会性。由于程朱陆王两派的修养方法有上述的不同，程朱一派指责陆王一派的方法为空疏，陆王一派指责程朱一派的方法为支离。

在不同境界中底人，都可以作此等事。这样，既避免了陆王一派的空疏，又避免了程朱一派的支离。

儒家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是过分地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忽视甚至蔑视人与动物的共性。这一说法也是符合冯先生的另一说法的，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人的内涵。

先验的逻辑分析就是冯先生的形上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③] 在冯先生的哲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摇摆不定，那就是在他先后提出的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这两个哲学命题之间的徘徊。